文化考古黄懿陆研究员中外ldquo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研究员、理事黄懿陆

黄懿陆，壮族，云南省富宁县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云南中华文明研究会会长，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理事。出版、主编各类著作50余部多万字。学术著作主要有：《壮族文化论》《滇史散论》《滇国研究》《滇国史》《中国先越文化研究》《〈山海经〉考古》《人类文明溯源》《商族源流史》《史前易学》《中华布洛陀神史》《中华民族起源》《云南两万年》《中国岩画史论》《人类早期文明研究》《滇学》《云南史前史》《骆越史》等。主编《云南名人》《中华历史文化探源》《中国藏彝走廊与绥江岩画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滇国历史文化》《中国盘古文化暨大王岩画研究》等。文学著作有小说集《龙山女》，纪实文学《风雨征程》，散文集《古林幽思》《青春忆旧》，长诗《螺蛳姑娘》《壮锦红星》等。年，《中国易学起源的考古证据》获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学术论文唯一最高金奖；《中国文明起源——从1.7万年前到春秋战国的易学模式》获第十三回世界易经大会学术著作金奖。提出中华民族在发明、使用数字基础上起源，是把易学引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践行者。

中外“汤谷”文化考古

文

黄懿陆

一、记载“汤谷”的文献古籍《山海经》

（一）文献古籍中的“汤谷”

1.《山海经》的古代研究历程

“汤谷”这一名词，首见《山海经》。最早提到《山海经》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禹本纪》和《山海经》中的内容过于荒诞无稽，所以作史时不敢以为参考。主要依据是《山海经》与当时现实地理不符；最早整理《山海经》的是西汉学者刘歆，他在《上山海经表》中认为此书是三代时所作，产生于尧舜禹的时代……禹把天下划分成九州，益与伯翳等人区分万物的本质，写出了《山海经》。刘歆这一说法是受到《列子》的影响。《列子·汤问第五》中，夏革回答汤的疑问，提到了五座大山及山上的特产，此外还有怪异之物，这和《山海经》记载地理、特产以及怪物的写法相似。同时，《列子》中又说这些怪物是大禹治水周行天下时亲眼见过的，他的臣子伯翳了解这些怪物，夷坚听说之后把这些怪物记了下来。因此，这种说法就影响到刘歆以上的论断。其后，王充《论衡?别通篇》、赵哗《吴越春秋》等都持这种观点。

晋人郭璞在为《山海经》“甘渊”作注时说：“水积则成渊也。”袁珂先生案：《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原作日浴，据宋本改）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经文“东南海之外”，《北堂书抄》卷一四九引无南字，无南字是也。《大荒南经》此节疑亦本当在此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之下，乃简策错乱，误脱于彼也。此经甘渊实当即《大荒南经》羲和浴日之甘渊，其地乃汤谷扶桑也。《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即此，亦即少昊鸟国建都之地。《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谓此也。则所谓甘渊、汤谷（扶桑）、穷桑，盖一地也。

2.《山海经》的现阶段研究

胡远鹏先生长期注意收集国内外研究《山海经》的资料，对于现阶段的《山海经》研究，他在《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中介绍：

近年来，《山海经》这一有价值的中华文化瑰宝，日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当前，这一领域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开始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加上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民族学等等学科的介入，逐渐形成学科系统合力，为《山海经》的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条件。今天，揭开它的奥秘成为有志于发掘它的学者的重要课题，而且，它的研究已经取得新的进展，而且，这些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征和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冲破原有的地理学范围，从中国圈、亚洲圈进而扩大到世界圈”；（二）改变视《山海经》为神话、传说、巫书的传统研究旧貌，认定《山海经》是信史，是一部上古世界大观园；（三）研究《山海经》必须与国外高科技及其他学科接轨（胡远鹏：《论现阶段山海经研究》，《淮阳师院学报》，年第2期）。

3.《山海经》研究关键在于研究考古学上的“汤谷”文化

《山海经》涉及“汤谷”记载，仅见三条：

第一，《山海经?海外东经》：“（黑齿国）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对于“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句，郭璞注：“谷中水热也。”

第二，《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对于“有谷曰‘温源谷’”，郭璞注：“温源即‘汤谷’也。”

第三，《山海经?西次三经》:“（马鬼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英水出焉，而西南注于汤谷。”

古代对“汤谷”地点的研究，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该书认为羲和浴日的汤谷（旸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

根据《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的记载，嵎夷在中国东方的青州，亦即“汤谷”文化发源地，可能古代的“东夷”地区，亦即今天的山东一带。

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扶永发先生注意到了“汤谷”在《山海经》中的出现问题。对于《山海经?西次三经》又提到的“汤谷”，扶永发先生认为“汤谷”所在的“英山”，指的是大理云龙县漕涧镇驻地漕涧东北新寨（村）东北的空讲河东岸之山丘；“天山”即云龙县西南漕涧镇西北之志奔山，古名“天山”。所以，所谓“汤谷”，就在云南省大理州境内（扶永发：《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彭永岸先生在《地理学破解山海经：古神州在横断山区》中，同样是采用扶永发先生的古地理学研究方法，仍然延续“汤谷”古地理位置在大理宾川的观点（彭永岸：《地理学破解山海经：古神州在横断山区》，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古今学者对“汤谷”文化地理学研究，看起来有根有据，且较详实。亦即都是建立在文献记录的基础上，即便根据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但都忽略了考古学的重要性，更不知道“汤谷”文化的本原指的是什么？甚至有学者还认为其中“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与乌”的记载是“历史上浅人妄增之文而羼入者，当应删去”（扶永发：《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汤谷”指的是“汤”还是“谷”？其本原是什么？仅仅依托文献学及按文索骥的地理学研究，不从进行考古文化遗存的比较研究，已经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据此可见，《山海经》研究虽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但一直没有意识到《山海经》是否存在瓶颈问题，回顾一千多年的《山海经》研究，相关研究论文不可谓不多，学术著作亦是数以百计，包括笔者年在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山海经考古》，虽立足考古文化遗存研究《山海经》，但并没有涉及和认识到研究“汤谷”文化的重要性，也没有提出怎么解决深入研究《山海经》涉及的瓶颈问题。

二、中外“汤谷”考古文化遗存

（一）中国“汤谷”文化考古

1.甘桑石刻文中的“汤谷”文化

（1）图片出土地简介。甘桑石刻文年发现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可知石刻文字近片，保存于平果县博物馆多片。年，我在《骆越史》中首次对部分文字进行解读时，在GBGH石刻中发现了大石铲形考古文化遗存中的“汤谷”记载。

大石铲属于广西桂南地区最有特色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之一。考古人员近年在广西南宁市坛洛镇挖掘出多件史前石铲。根据此前所做的研究，考古人员判断这批石铲来自于新石器时代，距今已有0多年历史。不少挖掘出的石铲已残缺不全，初步预计经过后期修复复原，石铲数量可达多件，而挖掘出相对完整的石铲有多件。大石铲的用途主要是劳动工具和祭祀用品，涵盖了平肩、斜肩和锯齿状肩等类型。尽管挖掘的石铲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但加工较为精细。大石铲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或遗物，在广西、越南北部、广东、海南都有出土，这个区域称为“大石铲文化圈”。平果发现大石铲形记载“汤谷”石刻，高21.6厘米，宽11.5厘米，最厚0.13厘米、最薄0.09厘米，正面图像5个，背面文字（词组）竖刻8排，残留总字数个（词组）。

摹写图片如下（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吻合《山海经》记载的文字及其自然景观。年11月23日，笔者到平果县甘桑实地考察，在发现石刻文的自然山体上，发现了其地的自然景观有一个自然的“汤谷”，吻合于《山海经》的相关记载。在自然山体出现“汤谷”形状，考古证据出现“汤谷”的石刻图像，而且绝非巧合的原因，山下亦有清澈见底的“甘渊”。

（3）“汤谷”石刻解读。研究这个“汤谷”图像，看到两个鸟（乌）山形成的“汤谷”中出现一轮红日，正在冉冉升起。代表太阳的圆球中间有一个“×”字，为甲骨文五字。而“×”代表了是《易?系辞》中“天数五”“地数五”的内涵，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汤谷即“旸谷”，神话传说中太阳升起之处。与虞渊相对，虞渊指传说中日落之处。不是通过考古证据，而是依托文献研究的传统观点认为，汤谷位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今山东日照市)，是上古时期羲和族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是东夷文明的摇篮，也是我国东方太阳文化的发源地。

“汤谷”一词，首见于《山海经》。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讲到的“甘山”，竟然就与发现石刻文字的“甘桑”同名同音。而甘桑石刻出现的年代，还早于《山海经》一书的出现近千年。

（4）甘桑石刻吻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记载。近一千年之后问世的《山海经》写到的“甘山”，难道是与“甘桑”之名巧合吗？甘桑石刻文在先，《山海经》问世在后，至少说明，“汤谷”的文献记载，已经被甘桑实际存在的“汤谷”石刻所证实。《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其“乌”是什么意思呢？

一是指鸟。金乌是太阳的别名．在后羿射日的神话中，后羿射中太阳后，太阳化为金黄色的三足乌鸦落下，古代人们就把“金乌”作为太阳的别名，也称为“赤乌”。汉朝人伏胜编撰的《尚书大传?大战》里也有类似的记载：“纣死，武王惶惶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问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胥余。’”

二指太阳。古代神话传说太阳中有三足乌，因用为太阳的代称。汉?刘桢《清虑赋》：“玉树翠叶，上栖金乌”；唐朝韩愈诗：“金乌海底初飞来”（太阳刚从海底冲出来）；白居易诗：“白兔赤乌相趁走”（月亮和太阳互相追赶）。古人还有以“乌飞兔走”比喻日子过得快。《淮南子·本经训》中记述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又说：“尧…自开辟以来,太阳星原有十，后被羿善开弓，射落九乌坠地,止存金乌一星”；唐李涉《寄河阳从事杨潜》诗：“金乌欲上海如血，翠色一点蓬莱光。”元武汉臣《冯玉兰》第二折：“看东溟渐升玉兔，早西山坠尽金乌。”清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绝句》之二：“烛影摇红人未散，金乌腾彩已三竿。”

甘桑石刻中的太阳，就从两乌（鸟）构成的“汤谷”中冉冉升起。据此可以证明，所谓“汤谷”，就是甘桑石刻中的图像。这个铁的事实说明，从商代开始，已经有了《山海经》部分内容在流传（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远古云南抚仙湖畔的“汤谷”文化遗存

玉溪文物管理所所长杨杰先生在接受记者张庆国采访时，讲到位于抚仙湖北岸的学山遗址“山体是靑石，石灰石，地表有一部分土。这个土深浅不一，浅的几十公分，厚的可能有几米。现在有个地方让人犯疑，学山山体偏中间的位置，造山运动的时候，包括后期的雨水冲刷和侵蚀作用，靠中间一个位置，有一条30米的裂口。”“裂口，宽有4、5米不等，最深的地方接近5米，快6米，有准确的勘探数据。”“这个一个天然豁口里面，当时的人，从其他地方运来很纯净的红土，夹一部分分沙的红土，把这个豁口填平了（音）。”“豁口填平了以后，不是为了方便行走，里面有很多秘密，我们解剖了一小块，碰到了一个东西，一具完整的人骨架，这个人被火烧过，搞祭祀的时候，可能拿他来点天灯。把他烧掉。”（张庆国：《澄江是古代滇中的一个重要地区：访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杨杰》，《澄江县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文物专辑》，政协澄江县委员会年编，第页）

由于缺乏“汤谷”文化方面的知识，以上考古人员没有意识到其所讲到抚仙湖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现象，就是文献古籍讲到的“汤谷”文化，故无法对这种实景所代表的意义进行判断。其实，这就是原始意义上的“汤谷”文化。

笔者根据考古人员的描述，请云南省文史研究馆助理馆员於露描画复原“汤谷”实景图像如下：

远古云南出现的“汤谷”，并非考古文化遗存当中的图像，而是实情实景。在考古发掘当中，山脊当中有一凹口，长约20-30米，高2-3米，厚度5-6米。上面填满另一地方运过来的红土，局部挖了一下，竟然发现埋着人体死后火烧过的骨骸（张庆国：《澄江是古代滇中的一个重要地区：访玉溪市文物管理所长杨杰》，澄江县政协：《澄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第二十七辑文物专辑》，年，第页）。他们静静地埋着，等待着生命的轮回，企望着奇迹出现。这样实景性的“汤谷”，依托自然山势、地理结构人工挖掘而成，并非考古发掘可见的图像，这是与世界各地考古所见“汤谷”图像的不同之处。这种对自然“汤谷”文化的理解和贯彻实施，应该就是文献古籍《山海经》的叙述源头，也是世界性“汤谷”原始文化理念的情景再现，更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期待死而复生的终极思考，当然也是人类社会寄托神助天佑思维模式的情景再现，亦是代复一代对于不可理喻的极乐世界的理想追求（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良渚文化时期的“汤谷”文化遗存

良渚文化位于长江流域中游，其地多见“汤谷”文化遗存，但在考古学上，由于未被认识，统称为“三叉形”文化。“反山出土三叉形玉器5件。下端圆弧，上端分叉为三，出土时均位于头骨的上方，中间一段较短，并有一上下贯通的小孔，其上方皆另有一根长玉管。发掘者认为应是插在冠帽上的饰件。标本M12：8和M17：7正反面均平整光素。其中标本M14：‘神徽’与一对鸟同在”“瑶山出土三叉形器6件。出土南列墓葬，每墓出1件。出土位置均相当于死者头部，且都与成组锥形饰相邻和迭压。应是某种冠饰、2件素面无纹，4件刻神人兽面图案。M10：6，青白玉，玉质精良，有褐斑。较显厚重。三叉平齐，中叉有竖向直孔一个。正面刻图案。三叉各饰三组羽状纹。下部用浅浮雕琢出，兽面，嘴有四枚獠牙。器高5.2、宽7.4、厚13厘米。标本M3：3器形与此相似。标本M7：26，白玉，有黄色斑纹。左右两叉平齐，上端略向外突；中叉较低，有竖向直孔一个。左右叉各刻侧面相向的神人头像。神人头戴羽冠，方形脸庞，单圈眼，嘴中用阴刻线刻出上下两列平齐的牙齿。中叉上端饰五组直向羽状纹，象征正视的神人像，下端以刻阴线兽面图案，是神人和兽的另一组合图形。此器出土时，三叉端向南，中叉紧连一长玉管。其余各墓三叉形器出土时也有类似情况。”（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山东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良渚墓葬中的“三叉器”，其实表现的就是当时的“汤谷”形象。所谓“连着玉管”，那是表现亡人期待死而复生的幻想，保持着呼吸通气的地方。其基本“羽状”，就是表示“金乌”的起落之地。良渚墓葬中的“三叉器”的形状与美洲印地安人的“汤谷”文化遗存一致；其基本见于头骨之处，则与远古云南抚仙湖畔“汤谷”安葬火烧亡人的葬制吻合。

（3）山东大汶口文化汤谷文化遗存

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宁阳堡头村和泰安大汶口一带，发现一处考古遗址，在考古学上命名为大汶口文化。根据碳—14测定，大汶口文化开始于公元前年或稍晚。其后，在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陵阳河遗址出土了雕刻着神秘图像符号的祭器大口尊，口圆底尖。陵阳河属于山东莒县，因此命名为“莒图像文字”。这些神秘图像符号有8种类型，20个复字，数十年来，凡是研究这些图像的学者，都将他们归入文字起源时期的萌芽。而且认为是“日、月、山”的文字。其实，根据笔者对“汤谷”文化的比较研究，它们应归入阴阳文化之列，并主要代表的“汤谷”文化的遗传。或许，它们还可演化为一种巫术行文。本来，阴阳文化就与巫术占卜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其中的寓意，与我们下面讲到或展示的埃及文明、欧洲克里特岛文明出土的“汤谷（圣山、宇宙山、山门）文化遗存从图形、内涵的吻合的。

（一）国外“汤谷”文化考古

由于“汤谷”记载来自中国文献古籍《山海经》，但并非考古学的“汤谷”文化独见于中国境内。这样形状的“汤谷”文化遗存，亦见于国外的考古学文化中。而且，不仅是一国，而是多国。不同的是，这种文化遗存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不使用“汤谷”名词，概以“圣山”“宇宙山“或“山门”称之。

以下考古文化遗存，均来自美国学者南诺?马瑞纳托斯《米洛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一书（[美]南诺?马瑞纳托斯：《米洛王权与太阳女神——一个近东的共同体》，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两河流域的“汤谷”文化

云南远古时期的“汤谷”中所埋逝者，正在等待轮回再生，死而复生。而在苏美尔人的汤谷当中，我们看到在“汤谷”当中站着的“活人”。这个活在“汤谷”中的是月亮女神南纳的女儿伊兰娜。她站在汤谷当中，狮子、星星等动物和仆人簇拥在她的身旁。这是与世界各地考古所见“汤谷”图像的不同之处。可见两个地方“汤谷”文化内涵的一致性。美国学者约翰?诺斯、戴维?诺斯在《人的宗教》研究指出：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把天称之为“干”，把地称之为“支”（[美]约翰?诺斯，戴维?诺斯：《人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第46页）。《先周与西周史新证》中例举了一些春秋时期吴地出土的青铜铭文，载体基本上是青铜剑。我细数一下共有18件（包含?、盘各1件），每件都镌刻着吴越王者自称为“工”的文字。显然，这是“干”“干部”的同音异写。从更早的考古材料看，《甲骨文合集》有“干部方”，《史记?殷本纪》和其他研究资料，都讲到商朝王者自称“日王”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商王有以十天干之代表字称其为‘日王’的传统，殊不知这是汉语的叫法。但按照当时‘日’或‘天’为‘干（部干）’的发音，应把商王称之为‘（干部）王’而不是称为‘日王’”（黄懿陆：《商族源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考古》《文物》《大系考释》《集录》《考古学报》等刊物，刊载吴越故地出土青铜器，特别是吴王诸剑，均有有“工吴”或“攻敔”铭文（王珲：《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年版），“工”或“攻”系同音异写没有疑义，而“工”“攻”亦应是“干”的同音异写（黄懿陆：《商族源流史》，云南美术出版社年版，第页）。所谓“工吴”或“攻敔”，则“天”或“太阳之吴（敔）”之意。《庄子?刻意》《荀子?劝学》《战国策?赵策》《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十三》等文献古籍，包括注释，都有“干，吴也”“干越犹言吴越也”的记载，这些“干”的称谓，就是代表“天”的意思，这与苏美尔语言“干”的发音内涵为“天”的意思一致。

中国古往今来一直有“天干地支”的理解，但对其内涵却无法解释，其把“干”理解为“树干”，把“支”理解为“树枝”的解释，就连中国学者郭沫若也认为不可理喻，嘲讽为“望文生义”的想法（郭沫若：《甲骨文研究?释干支》，）；同样是美国学者的斯塔里夫阿诺斯，则在《全球通史》中指出：“我们至今不清楚，苏美尔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美]斯塔里夫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版，第-页）。

2.古埃及文明中的“汤谷”文化

梅朝荣先生在《人类简史》讲到埃及文明早期的语言问题，提出“关于尼罗河这个名称的来源”，其中有一个说法“来源于‘不可能’的拉丁语‘尼罗’（nile）”（梅朝荣：《人类简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版，第50页）。

在年参加在云南省广南县举办的“世界稻作文化起源研讨会”上，我曾经问过参加会议的埃及学者，他们说现在讲的是阿拉伯语言，他对拉丁语的“尼罗”本义毫不知情。但是《骆越史》认为当今骆越后裔壮族的语言，“‘尼罗’是‘不知道’的意思，可以对应拉丁语的‘不可能’”（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8页）。《图解埃及生死书》讲到：在埃及语言中，太阳叫做“拉”，月亮叫做“雅赫”（穆金：《图解埃及生死书》，南海出版公司年版，第63页）。《骆越史》研究指出：“这里的‘拉’与壮语一致，‘雅赫’亦与壮语无异”（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9页）。

《宇宙?智慧?文明大起源》例举一幅“古埃及史前伊西斯‘再生’女神”的图像，这位长着翅膀的占据整个画面主要位置的鸟女神，旁边就有“∧”字。说明古埃及语言称鸟为“∧”。古埃及人是一个崇拜鸟神的古老王国，埃及人不仅认为国王是鸟神的代表，而且在一般平民当中，对于鸟类的崇拜之情也深深地烙印在他们心里，凡是象征“生命”“希望”“转世”“再生”之类的图腾物都是飞鸟。鸟主阴阳，鸟在世界各种语言中称谓一致，“古体数字‘∧’，是人们当时对鸟的发音，称之为‘洛（鲁、露、雷、雒、骆）’，以数字‘∧（六）’的发音和书写体来代替”（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1页）。在殷墟出土的青铜铭文中，依然留有这方面的考古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研究员蔡运章先生，原来是考古所洛阳考古队队长。他在《洛阳名称溯源》中研究认为，“洛阳”之“洛”，就是“雒水之“雒”，“雒水当因雒鸟而得名”（蔡运章：《洛阳名称溯源》，《甲骨文金文与古史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商人的建国基础为‘天命神鸟，降而生商’。商人将鸟称之为‘∧（∨）’，文字健全之后，可写为“洛（雒、骆、罗）”（黄懿陆：《中华布洛陀神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古今中外对“鸟”有过称之为“∧（∨），亦即可写为“洛（雒、骆、罗）”的历史，说明人类社会文化共同体存在过一个语言共用时期。

这一时期，也就是《圣经》讲到的天下说着一个语言的时期。既然说着一样的语言，说明还存在着一个共同发源地的时期。

3.欧洲克里米特岛“汤谷”文化

英国学者维罗妮卡?艾恩斯在《神话的历史》当中，曾经讲到古希腊神祗“宙斯”发音本义，为“万王之王”的意思。这种发音的本义，在英语或其他语言当中不可能找到，但在越系社会文化共同体后裔壮族当中可以寻找到对应的解释，那就是“万官之官”的意思。而对于“米诺斯”这个“太阳女神”的内涵，《骆越史》是这样解读的：“其‘米’，亦即壮语当中的‘母亲’‘女性’解读；‘诺’者，则壮语当中的‘鸟’之读音；‘斯’的发音，等同于‘宙斯’”之‘斯’，‘官’或‘王’也”（黄懿陆：《骆越史》，云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24页）。其实，不仅仅壮族，在云南省各个少数民族语言当中，对于“母亲”的称谓，基本都是“米”一样的发音。在研究古文字的过程中，我也会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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